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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海燕:秦始皇的“秦直道”申遗刻不容缓

导读: “中国”在史前多个氏族集团以“虎”为图腾,“商”也是尊“虎”的,是什么力量让西域的“狮子”占山为王了呢?不仅仅是汉代的“贡虎”,在战国以前乃至“商”和前商,通过“玉石之路”早已有“狮子入华”。

“中国”在史前多个氏族集团以“虎”为图腾,“商”也是尊“虎”的,是什么力量让西域的“狮子”占山为王了呢?不仅仅是汉代的“贡虎”,在战国以前乃至“商”和前商,通过“玉石之路”早已有“狮子入华”。“玉石之路”的纵深、宽度和时间的跨度被我们大大忽视了,另外被忽视的还有一条伟大的“路”,一个堪称世界第一条“高速公路”秦始皇的“秦直道”。

一,图腾的含义及起源

“图腾”原来是印第安奥吉布韦人(Ojb-ways)的方言,意为“他的亲族”,“兄妹亲属关系”或“他的亲属”(注:李景源.史前认识研究[M].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1989.p.163)。

“我的血亲,种族”(注:赵光远.民族与文化[M].桂林:广西人民出版社,1990.p.109);“亲属、标记”(注:中国百科大辞典[Z].北京:华夏出版社,1990.p.135)。是“个人保护者或守护力量,属于作为个人的人。”(注:世界文化象征词典[Z].长沙:湖南文艺出版社,1992.p.106)。

清代大学问家严复1903年翻译英国甄克思的《社会通诠》时首次将“totem”译成“图腾”。图腾的解释很多,原始先民相信各氏族与种动植物或某种无生物具有特殊的亲缘关系,故将该自然物“视作本氏族的保护者和象征,受到全体氏族成员的特殊爱护。”(注:中国百科大辞典[Z].北京:华夏出版社,1990.p.135)。

据统计关于图腾的起源,1920年有40种,1958年有近60种。“为了在生存斗争中幸免于难,原始时代的人们除了采用积极的方法来抵御各种威胁之外,又采用一种消极的方式求安。……采取认亲的方式:认熊为父,认虎为母……”(注:何星亮.中国图腾文化[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6.p.60,74)。

“人类最早的图腾是动物,而且很可能是哺乳动物。因为哺乳动物的形貌、生理特征和行为与人较接近,较容易被人认为是同类。动物之所以成为人类最早最多的崇拜图腾,是由当时的条件决定的。那时,一些凶猛的动物无论在体力、生活和繁殖能力上都远远超过人类。人们敬畏百兽之王的老虎,”(注:蒋栋元大连民族学院学报第六卷第二期 )。

二,黄帝时代、商代是一个“崇虎”的时代

1,昆仑神话与“虎”

昆仑神话是中国汉族神话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帝下之都”和“百神之所在”,华夏三始祖,有两位炎帝和黄帝来自于西部。

《山海经》、《淮南子》等对其都有具体的描绘。

在昆仑神话中就出现了许多兽的文化符号,猛兽虎、豹较常见,虎的形象多有出现。《山海经》中有关西王母的记载有:西王母其状如人,豹尾虎齿而善啸,蓬发带胜,是司天之厉及五残。(《西次三经》)。有大山名曰昆仑之丘。有神——人面虎身,文尾,皆白——处之。其下有弱水之渊环之;其外有炎火之山,投物輒然。有人戴胜,虎齿,豹尾,穴处,名曰西王母。此山万物尽有。(《大荒西经》)。

驺虞是古代中国神话传说中的仁兽,白毛黑纹,尾巴很长的动物,即老虎。《山海经》卷一二〈海内北经〉:“林氏国有珍兽,大若虎,五彩毕具,尾长于身,名曰驺虞,乘之日行千里”。

2,崇拜老虎的民族

在青藏高原和西北一带的羌人就是这样以虎崇拜的氏族集团。后来,他们的后代逐步向云贵高原和四川南部迁徙,演化成了今天的崇虎的彝族。

云南克木人也以虎为图腾(注:[22]高立士.克木人的图腾崇拜与氏族外婚制[J].思想战线,1986,(2):41.)。

3,虎穴仙女

青藏高原东北边缘地带是多民族和谐共处、多元文化共融的地区。西王母、二郎神与贡曼杰姆、格萨尔等神祇间存在交融、渗透。“郎木寺的全称‘达仓郎木’在藏语是‘虎穴仙女’的意思。”甘肃省藏学研究所所长丹曲语。

郎木寺镇是长江流域插入黄河流域的一个触角,“虎穴”流出的泉水据说就是江水的源头,关于“虎穴仙女”的来历,根据当地资料,有位大师(有的说是莲花生)在这里的一个洞穴中修行,从中跳出一只老虎,被大师教化,后变为仙女。有的资料说,最初在这里居住的,是以虎为图腾的西王母部落(注:参见高益群. 一个藏区小镇的意味——郎木寺素描[J]. 发展, 2016(4):40-41.)。

4,黄帝联合“老虎”没有“狮子”

《史记》载,黄帝族联合以熊、罴、貔、貅、虎等动物为图腾的六个氏族部落(注意,没有“狮子”哦!),在阪泉战胜了炎帝,在涿鹿战胜了蚩尤。这是史载的最重要的氏族兼并战争,黄帝领导的氏族联盟就是今天华夏民族的雏形。说明“黄帝时代”有“虎图腾”的氏族集团。

5,尧与“老虎”

据《艺文类聚》卷九十九《祥瑞部下.驺虞》引《春秋元命包》:

尧为天子,季秋下旬,梦白“虎遗吾马啄子。其母曰扶始,升高丘,睹白虎,上有云,感己,生皋陶。索扶始问之,如尧言。明于刑法,罪次终始,故立皋陶为大理。吾马”今按“啄子”《太平御览》卷三百九十七引作“吾马喙子”,其物不可考,然而,於皋陶之生、之官,

先梦白有其母扶始的“睹白虎”,后又有帝尧的“虎”,则强调皋陶为白虎图腾之感生,却是再明白不过的。

6,一个图腾,而后是部族祖先的名字

德国东方学家马克斯·缪勒在《献给神话学》中说:一个图腾,开始是一个氏族图腾的标记,而后是部族的名字,而后是部族祖先的名字。这里的“名字”,其实就是“姓”。姓氏之李、郭、理、老、虎、虞、吴、冀、卢、罗、陈、班、白、包等姓悉出于虎图腾。

7,虢国“虎图腾”

“虎噬人”纹

是青铜器上的装饰纹样,这一具有浓厚神秘色彩的题材所传达的信息量是“商人崇虎”,近代以来,各地考古出土了不少商周时期虎噬人纹饰的古代陶器、青铜器,表现了商人对自然的认识和老虎崇拜。从图象学研究“虎纹”以及“人纹”的图象特征,“虎噬人”纹表现的是羌方虎图腾及其英雄的形象,展现的是“商代”的权威(注:杨琼琦.“虎噬人”纹饰初探[J]. 美术大观,2013(8):73-73.)

虢国“虎图腾”

在三门峡虢国博物馆有一块玉器珍品——兽首形佩,它就是虢国的“虎图腾”标志。

虢国墓(以虢仲、虢季为首的大型西周贵族公墓)惊人的考古发现不但再一次揭开了使人迷惘的虢国史,而且以大量的珍贵出土文物为研究西周时期的宗法、族葬制度,以及虢国的历史、经济、文化都提供了重要的依据。在三门峡虢国墓地考古发掘中,出土的诸多的玉佩中不时有虎形的身影的闪现。除了把M2001墓出土的兽首形玉佩做为虢国的徽标外,在很多的青铜礼器和玉器的纹饰上,虎纹饰占有重要的比例。这为研究虢国“虎图腾”的本质特征提供了有力的佐证。从出土文物中的纹饰上看,三门峡虢国长期以猛虎为族徽,它作为一种文化习惯深入到了三门峡虢国文化的核心部分,体现到文化的各个方面,在青铜文化与玉文化中透漏出浓厚的虎情结。

三门峡虢国出土的青铜器,除了一些车马器、兵器和部分杂器外,大部分是青铜器、特别是青铜礼器上都有豪放大器的纹饰。在常见的纹饰中,虎纹占有一定的比例。最有代表性的是50年代M1052墓出土的弧面形器上的虎纹,该器物的核心纹饰是一对栩栩如生的虎。50年代

M16I2墓出土的一件虎纹铜镜、虎纹的基本风格与M1052墓的弧面形器上虎纹非转接近,该镜背面饰以虎、鹿、鸟纹,以虎纹为主体。90年代在M2001墓出土的标号为M2001:497的兽首形佩实际就是一个虎头佩,其神态和50年代在M1052墓出土的弧面形上的虎纹非常接近。在M2001墓出土的编号为M2001:548的虎型玉佩更是造型别致,憨态可掬。另外,在90年代出土的M2009墓的玉佩中,有一件虎呈跳跃扑食状;虎尾前部挺直,后都向上卷曲。充分显示了虎的威猛和虎的力度,在神韵上与50年代出土的M1052墓弧面形器上的虎纹如出一撤。鉴于三门峡虢国墓地生动逼真的虎纹、虢字的原始含义以及两者非常接近的神韵,不能不认为二门峡虢国墓地青铜器上所见的虎纹就是其族徽的流露,虢字则是一个与旅徽很接近的文字(注:参见虢国博物馆网站)

“虢”字出现于甲骨文,康殷《文字源流浅说》释:虢的象形字“右是一只虎,左为兵器戈”,意为“从手……以戈猎虎”,“徒手搏虎之意”。寓意人勇猛无畏,有擒获猛虎之勇气。后来,“虢”又在金文、《左传》中出现,古文字多是象形字或会意字,属于表意文字,许慎称:“象形者画成其物,随体即出,日月是也。”文字本身既象一件物又象一幅画,是件成形的艺术品。那时言写

字,倒不如说是画字,经过金文、小篆、隶书演变后,文字脱离了图画形态,其形体、线条、规范化初臻完善。到楷书和行书后,笔画进一步规范和线条化,这时才算真正意义的写字,才能象江河喷薄之豪放,笔走龙蛇之神威,酣畅淋漓地挥毫泼墨,才诞生了王羲之、颜真卿之辈的书法大师。

《穆天子传》有“里圃田之路,七萃之士搏虎而献之,王命为柙,畜之东虞”的记载。说的是东虢人擒获老虎,献于天子,关在柙中,进行蓄养的事。

虢人将虎视为族人的图腾,将图腾画在旗帜上,可以产生凝聚力和想象力。

武王伐纣的雄狮中有一支劲旅,称为“三千虎贲军”,它的首领就是虢叔。虎方是殷代的一个重要方国。见于武丁卜辞(见于《甲骨文合集》6667):贞,令望乘暨举途虎方,十一月。这条卜辞表明,至少在武丁时有虎方这个崇虎的非中原地区的一个集团。

8,新干县“虎”形青铜器

梁海燕:秦始皇的“秦直道”申遗刻不容缓

1989年,江西新干县大洋洲商墓出土了480多件铸造精美的青铜器,具有浓厚地方特色,这批青铜器上的虎形象特别引人注目。

9,考古“虎”发现概况

在中国古代玉器史上,以虎为母题的玉器占有一定数量,但其在不同时期的玉器群中所占的份量并不相同,造型、纹饰和功能也有所区别。这类玉器大体可划分为四类:虎面形或虎面纹玉器、片雕玉虎、圆雕玉虎和虎纹玉器。本文就这四个方面的玉虎(以出土器物为主,兼及传世品)分别讨论,内容涉及造型、纹饰和文化含义等。

最早见于辽宁,虎面形或虎面纹玉器虎面纹玉器最早见于辽宁东沟县后洼遗址。该遗址的文化遗存分为上下两层或两种类型,下层类型距今6000年左右,上层类型距今5000年左右,出土的虎面纹坠饰(《报告》称之为虎头形坠饰)属于下层类型(注:许玉林、傅仁义、王传普:《辽宁东沟县后洼遗址发掘概要》,《文物》1989年 12 期。)

殷墟妇好墓玉虎出共8件(注:《殷搜妇好墓》,文物出版杜,1980年);

山西灵石县旌介村MZ也有玉虎出土(注:山西省考古所等(山西灵石族介村商墓》,(文物)1986 第11期);

西周洛阳北窑庞家沟(注:《中国玉器全集》第2卷,图二三四说明,河北美术出版社 1993年);

三门峡上村岭貌国墓地(注:河南省文物研究所等(上村岭貌国墓地M2006的清理),(文物)1995年第1期);

宝鸡茹家庄西周中期强伯墓(注:【51《宝鸡渔国墓地).文物出版社,1988年);

天马—曲村北赵晋侯墓地(注:北京大学考古学系等《天马—曲村遗址北赵晋侯墓地第二次发掘》,(文物》1994年第1期。)

虢国墓地近年来新发掘的9座贵族墓,出土玉虎也较多。其中在已作

报道的西周晚期M2006中,出有2件。渔伯墓是西周中期墓中出土玉器最多的,仅动物形玉雕就达113件,其中玉虎有3件,均为片雕。在晋侯墓地I11M8中,于人骨膝部以下出2件,其中1件为片状透雕,另1件为片状线雕。此外在信阳地区的一座西周晚期墓中,也出有l件`(注:《中国玉器全集》第2卷,图二三六说明,河北美术出版社1993年);

春秋早期墓葬河南光山黄君孟夫妇墓(注:浙川下寺楚墓.文物出版社.1991年),其中黄君孟墓出土的54件玉器中,有玉虎19件;黄君孟夫人墓出土的131件玉器中,有玉虎巧件。两墓所出玉虎皆为片雕;

和黄君孟墓年代相当的光山县黄季佗父墓,出土玉虎2件(注:信阳地区文管会等(河南光山黄季佗父墓发掘简报).(考古)1989年第l期);

信阳市平西M5中,还出土有2件连体玉虎(注:信阳地区文管会等《河南信阳市平西五号春秋墓挖掘简报),(考古)1989年第1期);

春秋晚期浙川下寺楚墓出土玉虎11件(注:(浙川下寺楚墓).文物出版社.1991年),近年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在浙川县丹江水库淹没区又发掘了一批楚国贵族墓,出土了相当多的玉虎(注:曹桂岑(河南出土楚国玉器的研究),(东亚玉器》.香港中文大学中国考古艺术研究中心.1998年);

陕西省宝鸡市益门村MZ出玉虎2件(注:宝鸡市考古工作队(宝鸡市益门村二号春秋墓发掘简报),《文物)1993年第10期);

江苏吴县严山窖藏中出玉虎3件(注:吴县文管会(江苏吴县吴国玉器容截),《文物》1988年第11期);

苏州浒墅关真山大墓出玉虎2件(注:苏州博物馆《江苏苏州浒璧关真山大墓的发掘),文物 1996年第2期);

战国时期绍兴306号墓出1件(注:苏州博物馆《江苏苏州浒璧关真山大墓的发掘),(文物)1996年第2期);

战国早期的曾侯乙墓出1件(注:曾侯乙墓,文物出版社,1989年);葬于公元前316一前301年间的中山国Ml出土2件玉虎(注:河北省文物管理处(河北省平山县战国时期中山国墓葬发掘简报》,(文物)1979年第1期);

大名鼎鼎的“阳陵虎符”(注:文史月刊,2009第07期)。在历史上,虎符的形状、数量、刻铭以及尊卑也有很多较大的变化,从秦汉开始虎符开始至元,中间曾改用过龟符、鱼符,也不曾用“狮”符。

汉代图像:画像石、壁画、帛画、漆画中虎非常常见。河南省濮阳西水坡45号仰韶文化(公元前4500年)墓葬墓主旁出土的蚌塑龙虎,说明最迟在公元前的4500年间中原地区的氏族,就有了虎尊崇(注:《文物》1988年第三期,1-6页)。

《含文嘉》曰‘天子射熊,诸侯射麋,大夫射虎豹,士射鹿豕。……大夫射虎豹何?示服猛也。’”(注:陈立:《白虎通疏证》卷五,中华书局,1997年版。)

山东兖州农技校石椁墓的左侧板上,分三个画面,该石刻画面上雕刻了7个力士,其中就有“徒手博虎”的情景。《徐州汉画像石》图版31的“力士图”(注:《徐州汉画像石》,中国世界语出版社,1995年版。),左边有二人捕虎,也是展示人的威猛和多力(注:参见戴建增. 汉画中的虎崇拜[J]. 南都学坛:南阳师范学院人文社会科学学报, 2004,

24(5):15-16.)。

内蒙古乌拉特中旗昂根乡南山《虎豺逐马图》,银川市贺兰山的“双胞胎”、“三胞胎”老虎,宁夏中卫古城黄河南边的堡子沟群虎岩画等,证明了先民对虎的崇拜。

出土的南阳汉画像有大量虎的形象,如虎食鬼魅:左刻一猛虎,右刻一怪兽,蹲卧于地,脑袋低垂,呈俯首待毙之状,此兽为鬼魅。

崇拜伏羲虎图腾,祀虎甚至有黑白雌雄之分:崇拜白虎(雄虎)有白族、土家、普米:祀奉黑虎(雌虎)的有:彝族、傈僳、怒族、纳西、拉祜、哈尼、景颇、阿昌。总之,伏羲虎图腾观念是中国文化的上源,后世文化涉及的方方面面几乎都可以从这里找到其原初的答案。

三,广阔的“玉石之路”

1,“玉石之路”首次提出

杨伯达先生于1989年初正式提出“玉石之路”的构想,描画了玉石之路参酌汉代丝绸之路的走向,勾出自新疆和田至安阳的一条玉石之路。

2,龙山、二里头文化和商周均发现和田玉

陕西龙山时代至夏时期发现的玉器,根据目前发表的资料统计有三百多件。关中、陕南、陕北地区均有发现,特别是陕北地区目前发现的数量最多,而且做工精湛、特征鲜明。以牙璋、多孔玉刀、戈、钺、铲等片状扁薄、宽大的器形为主,绝大多数玉器上都有钻孔。所采用的玉料一部分相似于今日仍在开采之新疆的和田玉,大部分却是另一种今日已不知其蕴藏地的特殊玉料。(注:权敏陕西龙山时代至夏时期玉器的初步探究,《西北大学》2010年);

二里头文化遗址出土的玉器,有一部分是新疆昆仑山玉器,其造型、装饰风格及玉饰,都是由新疆昆仑山玉质发展而来,并且承袭山东龙山文化、浙江良渚文化、河南龙山文化、陕西石峁龙山文化玉器的一些特点。目前,虽然夏朝和田玉器尚发现不多,但已发现和田玉器既充分表现出前后两种文化的承袭...(注:薛援朝夏朝和田玉《兵团建设》2010年16期);

殷墟妇好墓:1973年安阳殷墟发现的商王武丁的妃子妇好墓出土有产自昆仑山的于阗玉清楚地说明了这一史实(注:中国考古研究所.殷墟玉器.文物出版社,1982:11-19.)商代开始,和田玉成为帝王用玉的主流原料。妇好墓出土玉器755件为我国单墓出土玉器数量之最。其中包括礼器、仪仗、工具、用具、装饰品、艺术品、杂器等几类玉器。玉制工具包括手工业工具和农业工具,大部分没有使用痕迹。装饰类玉器数量最多,主要用于佩戴和插嵌于其他物体作观赏品,大多有吉祥寓意。艺术品包括圆雕的龙、虎等。和田玉从遥远的新疆运到商殷王都河南安阳,诸侯贵族以和田玉为宝,争相收藏。西周时代,新疆输人的和田玉已经成为周王朝王公大臣生活中不可缺少的部分(注:李颖超韩连赟和田玉:美玉之王《新疆人文地理》2010年04期)。

四,先秦文献记载的“狮子”

在实物狮子入华之前,中原文献已有与狮子相关的记载,在史籍中,狮子始见先秦文献,反映的先秦与西北少数民族物质文化交流的情况。

1,“狮子”一词来自吐火罗语

中国境内并不产狮子,但这种产自于异国他乡的动物是什么力量改变了华夏崇拜老虎的习俗而青睐狮子的呢?我们相信这种力量是巨大的、非一朝一夕的,时间跨度之长出乎过去我们的意料。

狮子的原产地主要在非洲与亚洲,但并不产于中国境内。关于狮子的产地,《简明不列颠百科全书》

记载:“狮子……从前分布在非洲、欧洲和亚洲,但现在仅生存于非洲撒哈拉以南的地区。”(注:中美联合编审委员会.简明大不列颠百科全书.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86:242.)。

美国学者谢弗:“在古代的亚洲,在印度、波斯、巴比伦、亚述及小亚地区,狮子这种巨大的猫科动物是很常见的动物。”(注:[美]谢弗著.吴玉贵译 .唐代的外来文明.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5 191.),可见亚洲虽然也盛产狮子,但是包括中国在内的亚洲东部地区却不产狮子,主要产于南亚和西亚地区,即中国古代称之为西域的地区。

林梅村先生在其著作《汉唐西域与中国文明》中从词源上详细考证“狻猊”与“狮子”两词的来源(注:林梅村.汉唐西域与中国文明

.文物出版社,1998:87-94.)。

根据德国梵学家吕德斯先生通过研究,认为“狮子”一词应来自从中国敦煌西迁大夏的大月氏所讲的吐火罗语(注:林梅村.汉唐西域与中国文明.文物出版社,1998:87-94.)。

2,“狻猊”一词的词源应来自塞语,

塞语或称“斯基泰语”是游牧于欧亚草原的古代游牧民族斯基泰人使用的语言。先秦时期斯基泰人在东方的分布已达哈密盆地。黄河流域的古代居民与古代于阗塞人的经济文化联系早在商周时代业已开始(注:参见中国网梁海燕:狻猊、狮子考证)。

由上可知,“狻猊”一词确是狮子之意,而且从“狻猊”一词的来源中可以反映先秦时期中国与西域的与语言文化交流。

4,归纳一下:1,从考古发现的玉器来看,远在龙山文化、二里头文化和商周,先民就已经大量使用和田玉了,这种和田玉无疑是从西域“玉石之路”而来;2,从“狻猊“和“狮子”的文献、词源考证,出现于先秦,最起码不晚于战国。由此我们断定,早在龙山文化、二里头文化和商周先民们就知道了“狻猊”和“狮子”,而“狮子”非“国货精品”,它是“舶来品”。由此我们也可以断定,在汉代西域进贡“狮子”以前,“中国”官方或非官方已经通过“玉石之路”已经有“狮子入华”了。要知道“中国”自古以来就非常强大,只是到了晚清才开始衰落了下来。3,无论是哪个古老的民族,先民最原始的崇拜一定是熟悉的哺乳动物,大量出土的“玉虎”、“虎”题材的青铜器,说明,“中国”有许多氏族集团是以“虎”为图腾的,即便“虎”不是“商”的图腾,最起码商代是“尊重老虎”的,这从大量的青铜器“虎噬人”和各种“虎”形象,这一具有浓厚神秘色彩的题材所传达的信息量是“商人崇虎”,“虎噬人”纹表现的是羌方虎图腾及其英雄的形象,展现的是“商代”的权利、力量和威严。

而这一切,随着“狮子入华”结束了。

它的力量之大,我们过去远远低估了,几千年来的“玉石之路”未必是一条,“玉石之路”个我们带来了和田玉,也带来了“狮子”。

最起码,有考古证据支持的“中国”的和田玉证明了这条“玉石之路”的存在,而且比“丝绸之路”早3000年左右。

秦直道——但使龙城飞将在,不叫胡马度阴山

据《史记》载:“自九原抵甘泉,堑山堙谷,千八百里。”这千八百的路程,一多半建筑在山顶梁脊,直道,顾名思义,不拐弯,遇山挖山遇谷添谷,仅仅两年半的时间,你现在试试?实在是一个奇迹!

秦直道修筑于公元前212-210年,全长700公里,最宽处达到了61米,相当于现在16个车道宽度,蒙恬将军是秦直道修建的总指挥。

1,秦直道遗址路线

在黄陵的这段直道由艾蒿店沿子午岭山脉北行,到沮源关又沿蚰蜒岭东行,再到三面窑北行入富县防火门,长约50公里,一路"堑山堙谷,直通之"。进入陕西省定边县,最后到达现在的内蒙古鄂尔多斯境内。

梁海燕:秦始皇的“秦直道”申遗刻不容缓

合水县博物馆馆藏的巨型碌碡,秦直道筑路时使用

梁海燕:秦始皇的“秦直道”申遗刻不容缓

兵马巡检司遗址,直道2000多年路中没有生长树木,说明当时夯土的坚实性

梁海燕:秦始皇的“秦直道”申遗刻不容缓

秦一号兵站,遗址位于调令关南侧的大古山梁上,北窄南宽,形似葫芦,分布在三面临沟,一面依山的平台上,北面只有三十米宽的出口紧贴秦直道,形成天然屯兵营地,总面积7000多平方米,据推断可屯兵数千

2,秦直道造福后朝

“但使龙城飞将在,不叫胡马度阴山”,凭借这一通道,秦始皇的铁甲兵,从淳化林光宫屯兵地出发,粮食和军辎源源不断地北运,3天3夜就可抵达阴山脚下,摧城拔地所向披靡,从此匈奴“人不敢南下牧马,士不敢张弓报怨”,远遁大漠戈壁深处,数十年不敢露头。

秦直道的南端起点已经立起纪念碑,GPS显示N34°58′18.8″E108°32′27.0″。

秦直道西汉时,发挥出极其重要的军事作用。西汉的将军卫青、霍去病、李广等多次率军从直道进发,重创匈奴,杀得敌人闻名丧胆;汉武帝曾率大军沿秦直道北巡炫耀武力;公元9年王莽亲率40万大军北伐匈奴,秦直道为王莽军队调动及后勤补给运输发挥了重要作用;

唐朝秦直道,在唐对突厥的战争中也起到了重要作用,李世民曾亲自率军从秦直道经过;宋朝,古道及周边大战不断,李继迁经鏖战建立了西夏;清朝末年,捻军一部沿秦直道同清军作战;近代和现代发生在古道附近的最著名的一次战役当属直罗镇战役……秦直道不仅有实战功用,而且还有强大的威慑力。前177年,汉丞相灌婴亲率8万5千名精骑兵从秦直道出发北击匈奴右贤王所部,迫使其撤军;前166年,匈奴单于14万大军攻入汉境,其前锋侦察骑兵已抵达云阳甘泉宫附近,汉文帝派兵从直道出发,迫使匈奴从所占河南地撤军……秦直道在导演了许多战争的同时也避免了许多战争的发生和战争规模的扩大,使多少家庭得以避免了别妻离子、裹尸沙场的命运,这是秦始皇在修建之初始料未及的。

秦直道最初的修建是为了御边的战争需要,但道路的综合功能使它也成了中央王朝连接北部少数民族地区的通衢大道,成为汉民族与北方少数民族经济文化联系的纽带,给我们展开了一幅幅民族交融的画卷:单于朝贡、昭君等11名汉朝公主和亲、文姬归汉等都发生在这条道路上。西汉时大量招募流民、移民垦荒,兵农互御,使秦直道的周边出现了繁华的景象。内地生产的铁器、铜器、陶器、缯絮、绢帛、食品、金银器皿、生产工具通过这条道路进入匈奴地区,凿井、筑城、纺织、耕田、冶铁技术也传入了匈奴;而匈奴的马匹、骑射技术、生活民俗也传入了汉朝。直道沿线还建立了一些“和市”,进行边境贸易。在民族融合上,和亲不仅仅体现在宫廷与匈奴贵族之间,在民间也进行着迁徙、融和。战争与和平、鲜血与火焰,民族融合、文化交流就在这条路上发生着,秦直道完全应该载入汉匈民族关系史。

宋以后秦直道,军事作用的降低,更多的是商贸的往来、文化的交流融通,清朝时秦直道沿线的居民仍很多,直到民国以后由于各种原因才衰落下去。

上个世纪70年代,历史学家史念海实地考察秦直道的成果《秦始皇直道遗迹的探索》发表之后问津者寥寥。

1993年3月,经甘肃省人民政府公布甘肃庆阳境内一些秦直道遗址为第五批省级文物保护单位。

2006年6月,国务院将秦直道上的南段——陕西旬邑段、北段——内蒙古的鄂尔多斯段公布为全国第六批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梁海燕:秦始皇的“秦直道”申遗刻不容缓

内蒙鄂尔多斯东胜的一段模拟的秦直道,人们不难感受到千古一帝至今无人超越的霸气

2013年3月,甘肃庆阳境内一些秦直道遗址经国务院公布为第七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2014年5月至11月,甘肃庆阳市有关部门对庆阳境内秦直道遗迹进行了一次地毯式的大普查。

数千年后再寻觅秦直道遗迹,一靠走向推测,二靠留存的路基夯土层和沿线分布的烽燧判断。置身子午岭秦直道遗址上,因为它居高临下,两侧洛河流域河谷大道和泾河支流马莲河流域河谷大道一览无余,子午岭的地理位置决定“直道”在防御匈奴和北方少数民族奴隶主入侵中具有很重要的军事战略地位。此刻,无不感叹数千年前秦始皇的伟大和秦朝的强盛。

秦直道,这一鲜为人知宝贵的中华历史文化遗产,与长城、兵马俑、阿房宫等同一时期诞生。著名历史学家史念海先生这样描述它:一半路程修筑在山头岭上,一半路程修筑在沙漠草原。这是一个巨大的工程,两千多年前就能创修这样巨大的工程,不能不说是历史上的奇迹!

3,迷雾多多,其中一迷: 黄河大桥是怎么修建的?

梁海燕:秦始皇的“秦直道”申遗刻不容缓

现代的 鄂尔多斯康巴什大桥

秦直道的建设难度和军事影响力一点都不亚于秦长城,但对秦直道的文化挖掘和对外宣传力度,扩大国内国际双重影响,显然是落户了。我们对保护好、利用好“秦直道”这一宝贵的文化旅游资源和尽快申报世界文化遗址鼓与呼!

望着这条神奇的大道,人们不禁疑惑万千,同时也疑虑重重。秦直道行进的路线,约有一半是在秦人并不十分熟悉的鄂尔多斯高原,这里的地势虽然不及子午岭及陕北黄土高原地区那样跌宕起伏,却也是丘陵延绵、沟壑纵横,两千多年前的秦人,是如何在这么短的时间内,掌握了如此精确的北方大地方位概念以及如此丰富的地理学、地貌学知识?难道仅仅依靠据说刚发明不久的罗盘定位技术,他们就具备了如此辽阔地域内的大地测绘技能了吗?就能娴熟的应运如此精确的测量、定位技术了吗?因为按照现代人的思路,如果没有这些技术的支持,要在两年的时间内,在一个无论是地理方位还是地质条件都十分陌生的区域内完成这么大的一项工程是绝难想象的。

乌兰木伦河是即红色河流的意思,南流黄河的支流,它的上游位于鄂尔多斯中部,是秦直道沿途所经之地除黄河以外最大的一条东西向的河流。这里如今沟谷的宽度在一千米以上,河床的宽度约100米左右,深度20米。两岸为中生代砂岩结构,地表基岩裸露,河床陡峭。秦直道虽然在鄂尔多斯境内跨越了无数的洼地河谷,但绝大多数都是采取“堙谷”的方式来进行,而面对这道两岸陡直的重要水系,绝非简单的堵塞、填垫所能解决。综合分析,秦直道在此唯一的途经方式,便是架桥。修建这样一座跨度应该在100米以上的大桥,对于二千多年以前勤劳、智慧的秦人来说,自然不是一件十分轻松的事。究竟选取什么方式,什么材料来进行,目前仅仅通过地面调查,还无法得到丝毫线索。

现在的鄂尔多斯康巴什大桥(乌兰木伦河4号桥)位于康巴什新区乌兰木伦河下段河道,桥梁全长1005米,主桥长800米,主跨为450米的双塔双索斜拉桥,桥宽37米,塔高129米,主跨和主塔采用钢结构,边跨和引桥采用混凝土箱梁结构,共有斜拉索68对,属于国内大型斜拉桥。

旷世奇迹秦直道在1804年前是如何穿越这一“天堑”的呢?

来源: 中国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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